谁为智能制造提供财力支撑

全面实现“工业4.0”将使工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，相关工业数据大幅增长。据赛迪顾问装备产业研究中心测算，“工业4.0”将使中国总体生产效率提升25%-30%；资源利用及节能减排方面，将减少60%以上的工厂非计划停机，降低4 0%以上的生产线机器人能耗，消除25%以上的非生产性耗能，总碳排放量减少20%以上……

尽管这些听上去很美好，但是实现工业4.0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资金难题。工业4.0是一项烧钱的工程，而且这些成本的回收周期长达2-5年，对于某些非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，回收周期会更长。如果预期效果和实际应用效果相差太大，甚至会给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，进一步加剧资金压力。

省人未必省钱

以机代人、智能化生产的本意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，提高产品质量，降低生产成本，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。由于化工橡胶行业“以机代人”刚刚起步，许多生产设备和自动线还没有定性，实际运行后，必然发现设备的稳定性差、故障率高。“自动变手动，手动变不动”。结果效率没有得到显著提升，质量因设备故障而起伏波动，损耗没有减少，成本没有得到明显的降低。

省人未必省钱，生产线上减少人员节省的工资，扣除给自动线维修人员增加的工资变得所剩无几。投资回收期比初期预算的要大大延长，企业原有的投资还没有完成回收，“智能化生产”产生的新投资再不能及时回收，反而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，资金压力成为摆在橡企面前的一重门。

面对资金压力，在中国推行工业4.0，仅仅靠中小企业单打独斗显得比较困难，政府、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都应该为企业助力，大、小企业，国企、民企之间应该形成良性互动，互相借鉴，共同推动工业4.0时代的到来。

可借鉴德国经验

就德国而言，除了长期制造业立国战略之下积累的先进技术之外，它推动工业4.0的一个重要优势，在于制造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群体的良性关系。德国工业4.0的推动过程中，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企业的领头作用。其工业4.0的发动者都是大型制造业企业，西门子、博世、菲尼克斯电气等巨头都迫不及待地引领浪潮，而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则是制造业中小企业。

德国工业4.0计划的“教父”级人物、德国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汉宁·卡格曼（HenningKagermann）认为，德国工业4.0的基础是中小企业，中小企业能否从中受益将是4.0成败的关键。

目前，德国有超过300万家中小企业，这些企业很多都被称为“隐形冠军”，特别是在制造业，很多其貌不扬的小企业常常在某个细分领域独占鳌头。德国政府之所以选择大力推动工业4.0计划，很大程度也在于“隐性冠军”更有可能在这场“个性化制造”的大战中抢夺先机。

工业4.0是一场技术的革新，也对传感、数控等领域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，而在这些领域，德国中小企业已大幅领先。可以预见，只要全球兴起一场工业4.0的革命，德国中小企业必然迎来一次难得的出口契机。因此，在某种程度上讲，德国的工业4.0，可以看作是一场“政府搭台，大企业牵头，中小企业受益”的技术革新运动。

需强大金融体系支撑

除了企业之间“大小互助”的产业格局之外，德国工业发展的另一大优势是强大的金融供给。实际上，自俾斯麦统一德意志以来，德国之所以能够经历两次摧毁式的大战，却永葆技术创新的动力，很大程度在于其独特金融体系的支撑。

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融资体系类型。德国、日本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，在这个体系中，银行强大无比，并采取混业经营模式。除债券市场之外，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并不发达。企业不论是短期融资，还是长期融资都主要依靠银行。而在英美式的金融体系，资本市场高度发达，企业长期融资找资本市场，而短期融资才找银行。

为何形成这种差异？究其原因，在于德国、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，发展资本市场成本高，但国民勤奋，储蓄率高，所以基于国民高储蓄率的银行体系自然变得强大，最终也承担了原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长期融资职能。按照德国的金融法规，银行甚至可以持有企业的股权，并向企业派驻董事。

银行为主的融资体系，其优点是更能服务于技术的持续创新，而资本市场则更适合原创性的研发。实际上，二战之后，世界的原创性研发多数都转移到了美国，而德日等国更偏重于技术创新，而创新的承担者则是中小企业。在这种分工大格局之下，德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得到了政府和金融机构天然的照顾，几乎每一家持续经营有一定年限的家族企业，都会有一到两家银行是长期合作伙伴。

中国企业资金压力更大

对中国来说，要推动工业4.0，资金同样是大问题。

工业4.0的着力点是制造业，而中国的制造业多数都是民营中小企业，融资困难、利润低，根本不具备持续创新的“金融基础”。相反，融资最为容易，最具备技术创新“金融基础”的大企业群体，却几乎都在上世纪末的国企改革大潮中退出了制造业。尽管在航天、大飞机和钢铁等领域还以大国企为主，但这些领域其实并非工业4.0涉及的主流。

更重要的是，国企和民营中小企业之间，产业链的共生关系很弱。国企和民企要么是“国进民退”，要么是“国退民进”，横向竞争往往多于纵向的共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形成助推工业4.0的合力并不容易。

因此，对中国来说，搞工业4.0最好不要着眼于什么“弯道超车”，而是要先直视本国制造业体系的现实以及反思背后金融体系的症结，同时企业主也要有足够的魄力和眼光，能够抵住一时的资金压力，并有能为企业源源不断供血的能力，因为长久来看，工业4.0的产出会远远大于其投入。